【量化历史研究】加强版权保护，真的能够激发创造力吗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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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强版权保护能否激发创造力、进而为公共领域提供更多优秀作品，是争论已久、也注定将继续争论的重要问题。对于这样的问题，回顾长时段历史、整理长期内版权法律的变动，进而系统考察法律变动对创造力的影响，再为未来提出启示，总是相当重要的突破。于是，Raymond Ku、Sun Jiayang和Fan Yiying三位学者对1870年至2006年间美国版权法影响的量化研究指出：难以断定加强法律保护即足以激发创造力。

文章总体思路如下：作者首先整理了1870-2006年间，美国版权法的五种变化，包括扩张权利客体、增设权利类型、延长权利期限、提高刑事或民事处罚、限缩保护（见图1）；其次，整理了长时段内各类型作品施行版权登记的数量（见图2）；再次，整理了其它多种影响作品总数的变量，包括总人口数、GDP与重要技术变革，等等；最后，以时间序列分析，考察了各变量对作品数量的影响。

图1 美国建国以降，版权法所保护的权利类型的不断增加（横轴），与对应权利的保护期限的不断延长（纵轴，单位是年份）。横轴上不同年份内、不同颜色的纵向直方，各自对应一项受法律保护的权利，分别是：印刷、翻印、出版或出售；盈利表演；翻译；[制作]任何其它作品；非盈利表演；展示

图2 1870-2006年间，版权登记所示的五类作品登记数量的变化（纵轴）。菱形：文字作品；方形：视觉艺术作品；三角形：表演艺术作品；深色叉号：系列作品；浅色叉号：录音作品。按原文量化分析：相应变化，绝大部分可以被人口、GDP与科技，而非版权法变化所解释

作者指出，总体而言，在版权法变化与作品数量间，“并未表现出随时间保持一致或彼此间方向相同的影响”。如图3所示，就1870-2006年间版权法的各项重要变化，由量化分析可知：控制总人口、GDP等变量后，在所有版权法变化中，仅有约四分之一伴随着之后登记作品总数的显著上升；如果从更宽泛的角度，考察版权法变化是否导致了任一类别登记作品数的上升，则比例上升至一半左右。

图3 1870-2006年间，版权法发生变化的年份，各类型作品登记数量的变化。对应年份上，直方向左，代表数量下降；直方向右，代表上升；无直方，说明未见显著影响。可知，就大部分版权法变化，未见显著影响

对五类版权法变化分门别类的、更具体的量化分析，佐证了上述结论。就“扩张权利客体”“提高民事或刑事处罚”而言，法律变化与作品数量间，多缺乏显著相关，偶有变化显示相关，方向也是正负参半；就“增设权利类型”“延长权利期限”而言，变化与创作间存在显著相关的比例较大，且正向相关居多；最后，有趣的是，如图4所示，限缩版权法保护，时常与随后的作品数量正向相关。

图4 1870-2006年间，历次限缩保护的版权法变化对作品登记数量的影响，可见持续的正向相关

在此基础上，作者还讨论了对“版权法变化与创造力间缺乏可靠联系”的多种可能解释。首先，在边际意义上看，加强版权法对创作的激励作用通常很小；其次，加强版权保护的激励作用可能“错位”，令作者更倾向于发掘旧作价值、展开版权诉争，而非聚焦于创作新作；最后，作者还讨论了一个简单的、包含“新人”与“功成名就者”的异质性创作者模型，此时，加强保护并无激励作用。

图5 在讨论自发形成的、非正式的知识产权制度时，“小丑蛋”是经典案例之一。简言之，小丑扮演者各有独特的妆容。他们将这一妆容绘制在蛋壳上，并由小丑协会将相应图像造册出版。上图即为Stephenson与Champion出版的小丑蛋登记册。Fagundes与Perzanowski对这一非正式制度作了详尽分析，发现类似的保护模式在亚文化领域十分常见。

综之，“加强知识产权保护”与“充分激发社会创造力”间或有因果关系方向，依然值得深究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近年来的研究进展，提示了二者存在更多负向关联的可能性：譬如，正式制度可能挤出运行良好的非正式制度；又如，根据Heald的研究，版权保护是老作品从公域中消失的原因之一；最后，在数字时代，从经济学角度看，盗版可能才是推动“黄金时代”的、更重要的动因。